按：这是前几日《澳大利亚人报》做的邮件采访。提了六个问题，我说的也不少。后来的报道引述了其中两段。《参考消息》引用它的报道，就剩一句了；《环球时报》又引参考消息，就剩半句了。某人在MSN上谴责我：“你丫居然跟环球时报有染”，冤哉。

　　问：您对重庆“打黑”行动的总体看法是什么？

　　答：本质上是派系斗争，但客观上受到了多数市民的欢迎，长期效应还待评估。

　　问：重庆的行动具有标本意义么，比如，在全国各地有推广，重复的可能么？

　　答：你用“推广”这个词，谁来推广呢？只能是中央。而中央最怕的，是官僚系统的混乱。中国的政治原则叫稳定压倒一切，这个稳定包括官僚系统内部的稳定。如果打黑、反腐导致官场人人自危，那么稳定压倒打黑。 如果其他省份也有这样的运动，那不叫推广，叫扩散，说明中央对地方诸侯的控制能力减弱了。

　　问：我们国家会经常的发动运动式的法律行动，比如“扫黄打黑”，等等，您对这样的行动的评价是什么？

　　答：我对“运动式执法”没有太多褒贬。但是“运动式执法”往往伴随着“运动式司法”：严打时期对罪犯的量刑往往畸重，本该判有期的判了无期，本该判无期的判了死刑。这是有问题的，司法应该保持一种稳定性。

　　问：薄熙来以后的重庆的法制环境会有改观么？他这样的一个官员，对当地法制建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？

　　答：很难定义“法制环境”这个词。它至少包含了几个因素：秩序、程序、可持续。也就是说，要通过程序来维护社会秩序，并且做到可持续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秩序，但它的程序是不是合格的，我们不了解；并且你问到“薄熙来之后”的问题。运动式执法不可持续，严打一过就死灰复燃，这是惯例。

　　问：疾风暴雨式的法律行动存在法律隐患么？

　　答：同上。薄熙来针对的问题是官僚系统与黑社会结合。这一波运动过去了，新发展起来的黑社会，会和新崛起的官员结成利益同盟。所以薄熙来的打黑只是治标，治本的工作是改善民生吏治。

　　问：有评论说“重庆在法治方面欠债太多”， 那么，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么？

　　答：各地在法治方面欠债都不少，只是欠债的原因不一样。
　　以重庆为例，这是个码头城市，历史上就有漕帮、哥老会的传统。漕帮是什么？其实就是码头工人的工会。工人不能自由结社，搞合法工会，就只能搞黑社会。今天的重庆黑社会也一样，很大的成分是下岗工人和无业青年。比如黑老大黎强，他一开始是承包公交的，他反对政府对国营公交和民营公交的歧视，以前还去上访。没有法律程序去给这个司机群体去解决问题，他就选择暴力，当车匪路霸。
　　所以“法治方面的欠债”，不是指长期纵容黑社会，而是导致黑社会产生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。